拉萨融媒记者 靳 敏

色麦村是个宁静的小村庄，正对着高耸入云的玉曲山峰，阴寒的背阳坡上，几只牛羊悠闲地徜徉；玉曲山对面，湍急的雅江水日夜奔流，记录着古往今来的深刻变化。

农奴，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，已是一个陌生而又模糊的概念，似乎只存在于史书中。记者见到昔日农奴索朗占堆时，心中生出一种穿越之感。

在温暖的冬日的阳光里，索朗占堆花白的胡子卷曲而凌乱，眼睛平静而又专注地端详着正坐在书桌前看书的孙女，思绪回到了他的童年期……

当年，索朗占堆一家挤在农奴主的地下室，幼年时的索朗占堆很羡慕农奴主的小孩能上学，还有一些很是新奇的玩具，但他只有羡慕的份。随着年纪的增长，他开始跟随家人去田地里干活，为家人分担一些农活，但是农活却没有因为他的加入而减少。“那时候，农奴主说我还不是正式的农奴，但是管家对我说，等我满12岁我就是一名农奴了。”索朗占堆告诉记者：“管家说这话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生气，但是不敢反驳，不然我全家人都会遭殃。”

1951年，西藏和平解放，距离拉萨100公里的色麦村（当时叫色麦县）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……

随着民主改的的深入，农奴们逐渐觉醒，他们送自己的子女上解放军开办的学校。11岁的索朗占堆一边在庄园里干活，一边上学，别提有多快乐。“每次我回家都会告诉家人，总有一天我们会自由的，我们的好日子快来了。”那时候家人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。

索朗占堆有四个哥哥、三个姐姐，1952年冬天的一个清晨，玉曲山上寒风呼号，乱云翻滚，他的哥哥和姐姐在去干活的路上经过玉曲桥时，桥断了，一瞬间，桥上的所有人都被淹没在了奔腾的雅江河中。同年，索朗占堆的父母因为长年累月地劳累，加上经受不住一天内失去七个子女的沉重打击，相继去世。说到这里，索朗占堆苍老的目光茫然地停留在绘满花纹的藏式天花板上，仿佛看到了逝去的亲人。“尽管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爸爸妈妈、哥哥姐姐们的模样，但是我经常想念他们。”

随后的几年，从不气馁的索朗占堆边读书边乞讨，直到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。像所有翻身的农奴一样，索朗占堆迎来了新的时代。

那一年，色麦县改为色麦村，索朗占堆一家和其他农奴一样，分到了土地、牛羊、粮食等。那一晚，“差巴”们在田地里点亮了篝火，坐在一起喝着青稞酒，又唱又跳，远处的房屋、山脉都成了剪影，只有燃烧的火苗在田野上摇曳，驱散了所有人心中的阴霾……60年过去了，那晚的笑声仿佛还在索朗占堆耳边回响。

索朗占堆也分到了房子，他兴高采烈地回到新分的房子里，房屋很宽敞，有四面窗子，明净的阳光投射进来，远处可见山川，近处可赏雅江水奔腾西流。1965年春天，索朗占堆在自家的土地上耕耘，看见一个端庄的少女挎着一篮煮熟的土豆从他面前走过。从那一刻起，索朗占堆的心就如脚下刚播种下的青稞种子般生根发芽。“从那一幕到现在都过去五十多年了，现在想起来真像梦一样。”她是谁呀？一打听，竟是同村的嘎玛曲宗。

想起与妻子的初见，索朗占堆说：“知道她是谁后，我每天忙完自家农活后就去给嘎玛曲宗家帮忙。周围的邻居知道我的心，便张罗着给我俩撮合。”

1966年，曲水县政府动员群众报名学医，索朗占堆报了名。在出发去学习的前一晚，村民们传杯弄盏，算是为索朗占堆、嘎玛曲宗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。学医归来后，索朗占堆在色麦村当医生，在此期间他入了党，并与妻子嘎玛曲宗生了四个儿女。

花开叶落，斗转星移，又是十五年过去了。1981年，索朗占堆因没有医治好妻子的病，便不在行医，也再未娶妻。“那时候医疗条件差，我的医术面对妻子的病情无能为力。”索朗占堆说，如果她现在还活着多好啊，现在的好日子，在那个年代想都想不到。说着索朗占堆指了指墙上挂着的画像说道：“这幅毛主席画像我始终把它摆在自家最显眼的位置。我自豪地告诉子孙，我们现在的幸福日子离不开中国共产党。”

“我现在年纪大了，儿子也不让我去田地里干活，还揽了所有的家务，我现在就在家养养花，喂喂牛羊，有时候出去走走看看。”索朗占堆告诉记者，每到节假日，就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，儿子女儿、孙子孙女都会回来团聚。索朗占堆告诉记者，如今，他的大孙女已经从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毕业。他也经常教育孙女，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，因为在以前，“差巴”的后代根本就没有上学的权利，更别说上大学了。

回望过往六十年，滔滔岁月之河仿佛在无声无息中流逝，又像在呢喃细语，流淌回旋之中洗掉了许多尘埃。现在，索朗占堆的晚年生活过得很惬意，每天在一片光明中醒来，在五彩斑斓的梦中睡去。在梦中，有一个名叫嘎玛曲宗的美丽姑娘。